第2章

宿舍在六楼，没有电梯。

苏念扛着行李箱一层一层往上爬的时候，身后不断有人超过她。那些人有父母陪着，爸爸扛大箱子，妈妈提小袋子，新生自己手里只攥着个手机。她侧身让过一家人，那家的妈妈看了她一眼，目光在她洗得发白的帆布包上停了一瞬，然后移开了。

那一瞬很短，但苏念捕捉到了。

她在县一中读过三年书，早就学会了辨认那种目光。不是恶意，甚至不是轻视，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区分——像在菜市场里一眼看出哪堆菜是早上刚摘的、哪堆是昨天剩的。她属于昨天剩的那一堆，不用细看就知道。

宿舍是六人间，三张上下铺。苏念到的时候，已经有四个人到了。靠窗的下铺被人占了，靠门的下铺也被人占了，只剩下靠厕所的上铺和中间的上铺。学姐把她领到门口就走了，临走前说了一句“有事找宿管阿姨”，声音被走廊里的喧闹吞掉大半。

苏念站在门口，把宿舍看了一圈。

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女生正往墙上贴海报，是某个男明星的脸，贴了一半发现歪了，又揭下来重新贴。她的床位是靠窗的下铺，床上已经铺好了粉色的床单，枕头边摆着一只很大的毛绒兔子。她妈妈蹲在地上给她整理鞋盒，一双一双地码好，码了整整五盒。

另一个女生坐在靠门的下铺上，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，瓶盖都没拧开过。她爸爸站在床边，正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：“这个床太靠门了，人来人往的，换一个。”她妈妈在旁边附和：“就是，跟宿管说说，换个靠窗的。”女生没说话，低着头看手机，像是在听，又像是没听。

还有一个女生，安安静静地坐在中间上铺的床板上，床板上什么都没有，连垫被都没铺。她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袖T恤，袖口磨得起了毛边，脚边放着一个蛇皮袋。苏念看了她一眼，她也看了苏念一眼。两个人的目光碰了一下，然后各自移开了，像约好的一样。

苏念找到了自己的床位——靠厕所的上铺，在灰T恤女生对面。

她把帆布包放到床板上，爬上去。上铺的床板上有一层灰，栏杆上有前任住客留下的贴纸痕迹，撕了一半，还剩一半，图案是一只褪色的凯蒂猫。苏念用袖子把灰擦了，铺上从家里带来的草席。草席是周秀兰编的，编了一个夏天，用的是后山上的席草，晒了又晒，有一股太阳和青草混在一起的气味。苏念把草席铺开的时候，那股气味在小小的上铺散开来，像把家里的一个角落搬到了这里。

对面铺床的灰T恤女生忽然开口了：“你草席自己带的？”

苏念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在跟她说话。“嗯。”

“挺好的。”女生说，“我没带，一会儿去楼下买。”

“楼下小卖部有卖，二十块一张。”碎花裙女生进话来，她已经贴好了海报，正站在镜子前梳头，“不过质量不好，睡几天就起毛。你要买的话往西门走，那边有个超市，便宜五块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，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，但苏念注意到她梳头的手顿了一下，目光从镜子里飞快地扫了一眼灰T恤女生脚边的蛇皮袋。

灰T恤女生说了声谢谢，然后爬下床，从蛇皮袋里翻出一件旧校服，叠了叠，枕在脑袋底下当枕头。

苏念没有枕头。她忘了带。或者不是忘了——家里一共就两个枕头，她带走一个，她妈就没得枕了。所以她故意没带。她把帆布包垫在草席底下，试了试高度，有点硬，但能睡。

那天晚上，宿舍六个人到齐了。第六个女生是本地人，父母开车送来的，大包小包拎了一堆，进门就跟所有人打招呼，笑声很大，说话带着省城口音。她分到了剩下的那张下铺，是别人挑剩下的，但她不在意，说“下铺就行，我晚上老上厕所，爬上爬下怕摔”。

六个人，来自六个不同的地方。碎花裙女生叫方媛，本省另一个地级市的，家里开超市，说话快，爱笑，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。靠门下铺的女生叫陈嘉怡，外省考过来的，父母都是公务员，不怎么说话，大部分时间戴着耳机。本地女生叫周婷，嗓门大，性格也大，当晚就把所有人的微信加了个遍，拉了个宿舍群，群名叫“六六大顺”。灰T恤女生叫林小雨，来自本省最偏远的那个县，比苏念家还偏。她说话声音很轻，像怕吵到别人似的。

苏念最后一个做自我介绍。她说自己叫苏念，从山里来的。周婷问什么山，她说了乡里的名字。周婷拿出手机搜了一下，说哇真的好偏，地图上放大好几倍才找到。苏念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关灯之后，宿舍安静下来。走廊里还有人在走动，拖鞋啪嗒啪嗒地响。远处有人在打电话，声音模模糊糊的，听不清说什么。城市的夜晚跟山里不一样。山里的夜晚是彻底的、沉甸甸的黑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城市的夜晚是半明半暗的，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，在天花板上投出一道细细的光线。还有声音——不间断的、低沉的嗡嗡声，像远处有一台巨大的机器在运转，永远不停。

苏念躺在硬邦邦的草席上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上的那道光。她想起家里的夜晚。母亲睡在隔壁，偶尔咳嗽几声。父亲睡在堂屋的竹床上，因为腿疼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竹床吱呀吱呀地响。后山的核桃林在夜风里沙沙作响，像很多人在远处小声说话。她从小听着那些声音入睡，听了十八年。

今晚没有那些声音了。

她把帆布包从草席底下抽出来，抱在怀里。包里有那包碎了的核桃，纸包着，裹了一层又一层。她把纸包贴在脸上，闻到了一点点核桃油的气味。很淡，淡到几乎闻不出来，但她闻得到。

那是山的味道。

她抱着那个纸包睡着了。

开学第一周是新生教育，各种讲座、参观、填表。苏念每一项都认真听了，认真记了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。方媛凑过来看了一眼，说你也太拼了吧，又不是上课。苏念说习惯了。是真的习惯了。在县一中的时候，她每一堂课都当最后一堂来听，因为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读下去。每一次考试都当最后一次来考，因为不知道下学期的学费在哪里。

这种习惯刻进了骨头里，改不掉了。

助学贷款的事是开学第三天去办的。学生处的人很多，排了很长的队。排在她前面的是一个男生，高高瘦瘦的，穿着一件黑色T恤，背着一只看起来很旧的书包。他回头看了苏念一眼，目光在她手里的材料上停了一下。

“你也是办助学贷款的？”他问。

苏念点了点头。

“哪个学院的？”

“教育。”

“我工程的。”他说，“你家里给你凑了多少？”

苏念被问得有点愣。这种话在城里孩子中间大约是不会问的，太直接了，像把手伸进了别人的口袋里。但她没有觉得被冒犯，因为对方的语气里没有窥探的意思，更像是一种同类的确认。

“三千。”她说。

“我两千八。”男生说，“差一点不够学费，跟辅导员磨了两天，给批了个缓交。”

他说话的时候嘴角往上扯了一下，像是在笑，又像是在嘲讽什么。后来苏念知道，他叫赵远，工程的，也是从山里出来的，比她还偏。他父亲在矿上做工，尘肺病，常年吃药。母亲在镇上给人洗衣服，一个月挣一千二。他考上大学的时候，全村凑了三千块给他，跟他家里说“娃出息了，不能因为钱耽误了”。

赵远排在她前面办完了手续，走的时候回头跟她说了一句：“加油。”

就两个字。

苏念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，心想，原来不是只有她一个人扛着山走路。

那个学期，苏念把每一天的花销都记在本子上。早饭一个馒头一碗粥，一块二。午饭一份素菜二两米饭，两块五。晚饭跟午饭一样，有时换成面条，也是两块五。一天六块二，一个月一百八十六。加上用品、打印资料、偶尔买本书，一个月控制在两百五以内。

她算过，助学贷款覆盖了学费和住宿费，剩下的生活费，家里每个月能寄两百块——那是苏德厚在镇上给人搬货挣的。搬一天二十块，搬了十天，腿疼得走不了路，歇了两天，又去搬。周秀兰在电话里没说这些，但苏念听出来了。母亲说“你爹最近挺好的”的时候，声音总是会高一点，像在强调什么。越强调，越不是那么回事。

所以她开始找。

第一份是方媛介绍的。方媛说学校西门外有家茶店在招人，一个小时八块，管一顿饭。苏念去试了，老板娘让她切了一下午水果，看她手脚麻利，就留下了。每周去三个下午，从四点到九点，五个小时，四十块。

第一次拿到工钱的时候，苏念站在茶店门口，把四张十块的钞票数了三遍。然后她去旁边的小卖部，给周秀兰打了个电话。

“妈，我找到了。一个小时八块。”

周秀兰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别太累了。”

“不累。”

“钱够不够花？”

“够。”

“核桃吃了吗？”

苏念愣了一下。“吃了。好吃。”

其实她还没舍得吃。那包碎核桃一直放在枕头底下，每天晚上睡觉前摸一摸，确认它还在。

挂了电话，她站在小卖部门口看了一会儿天色。省城的傍晚跟山里不一样。山里的傍晚是慢慢暗下去的，先是从山谷开始，然后是山腰，最后是山顶，一层一层的，像有人从下往上拉一道巨大的帘子。省城的傍晚没有层次，天色说暗就暗了，路灯哗地全亮起来，把整条街照得通明。苏念有时候会想，城里的夜晚不是夜晚，是把白天用电灯延续下去的一种东西。

她不喜欢这种感觉。但她要习惯。

茶店的工作持续了两个月。苏念的手被柠檬水泡得指腹发白，指甲缝里永远有一股洗不掉的柠檬味。方媛有一次闻到了，说你这个味道还挺好闻的。苏念把手缩回去，说洗不掉。方媛说洗不掉就洗不掉呗，当香水了。说完自己先笑了，苏念也跟着笑。

方媛是那种天生让人觉得轻松的人。她家里开超市，不算大富大贵，但从小没缺过钱。她对钱的态度很松弛，该花花，该省省，不会因为花多了愧疚，也不会因为省了高兴。苏念有时候很羡慕这种松弛。她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小心翼翼，像踩在薄冰上，生怕哪一脚踩重了，冰就碎了。

林小雨比她还省。

林小雨从来不买零食，不喝饮料，不吃早饭。她说从小就不吃，习惯了。但苏念知道不是习惯。有一次她看见林小雨在食堂打饭，只打了一份白米饭，浇了点免费的菜汤，就着从家里带来的一瓶咸菜吃。苏念端着餐盘在她对面坐下来，把盘子里的红烧肉推过去。

“我不爱吃肉。”苏念说。

林小雨抬头看她。两个人对视了几秒。然后林小雨夹了一块肉，放进嘴里，嚼了很久。

“你也不爱吃肉？”林小雨问。

“不爱吃。”

“骗人。”

苏念没说话。

林小雨把剩下的肉夹回她盘子里。“一人一半。”

苏念说好。

那顿饭吃了很久。食堂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，打饭的窗口一个一个关掉，阿姨推着拖把从她们身边经过。林小雨忽然说：“我爹不让我读的。”

苏念看着她。

“他说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，不如早点嫁人。我娘跟他吵了一架，把陪嫁的银镯子卖了，凑的学费。”林小雨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，像在说别人的事，“镯子是一对，卖了一只，还剩一只。我娘说另一只留着我结婚的时候戴。”

苏念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

“我娘没镯子。”她说，“她什么都没有。”

那天晚上，苏念回到宿舍，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包碎核桃。拆开报纸，碎壳和核桃仁混在一起，她挑了很久，挑出一小把完整的核桃仁，用手帕包好。第二天早上，趁林小雨去洗漱的时候，放在了她枕头底下。

手帕是周秀兰绣的，白底蓝花，角上绣了一个“念”字。

林小雨后来问过她，是不是她放的。苏念说不是。林小雨没有再问，但那块手帕一直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她的枕头旁边，直到毕业都没拿走过。

大一上学期过得很快。苏念上课、打工、去图书馆看书，子像被什么东西推着往前跑，停不下来。她的成绩在班里排前三，辅导员在班会上表扬过她两次。方媛说你是我们宿舍的学霸，周婷说学霸请吃饭，苏念笑着说我请你们喝茶，员工价七折。大家都笑了。

那是苏念第一次觉得，自己也许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一个位置。很小的一个位置，边缘的、不起眼的，但至少是一个位置。

直到十二月的一个晚上。

她接到周秀兰的电话。

“念念，你爹腿又疼了。疼得下不了床。”

苏念握着手机，站在宿舍楼道里，窗外是省城十二月的冷风。她张了张嘴，想说“我回去”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回去的车票要一百多块，她这个月的生活费只剩八十。

“看医生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他不去。说躺两天就好了。”

“让他去。”

“他不听我的。”

苏念靠在墙上，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，她站在黑暗里，听见母亲在那头压抑着的呼吸声。周秀兰在哭，哭得很轻，像怕被谁听见似的。

灯又亮了。有人从走廊那头走过来，脚步声很响。

“妈，”苏念说，“我寄钱回来。明天就去寄。”

“你哪来的钱？”

“我有。你别管了。”

她挂了电话，打开手机通讯录，从头翻到尾，又从尾翻到头。能借钱的人，一个都没有。方媛也许能借，但她开不了口。不是面子的问题，是她不想让宿舍里的人知道她有多穷。那种穷是她小心翼翼藏着的，像藏在枕头底下的碎核桃，自己知道就行了，不用让别人看见。

最后她打了赵远的电话。

赵远听完，说：“我只有两百，刚发的钱。你要就拿去。”

“我借一百。下个月还你。”

“不用还。”

“要还。”

赵远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。“行，你说了算。”

第二天苏念把一百五十块寄回了家。一百是借赵远的，五十是自己从生活费里挤出来的。寄完钱，她站在邮局门口，想了想，又进去把剩下的三十块也寄了。

然后她全身上下只剩十二块。

离月底还有十一天。

那十一天，苏念每天只吃一顿饭。中午去食堂打一份白米饭，浇免费的紫菜蛋花汤，慢慢吃，吃很久。方媛问她怎么不去吃晚饭，她说茶店管饭。其实茶店不管晚饭，只管下午一顿点心。她把点心省下来，分成两份，一份当晚饭，一份当第二天的早饭。

第十一天晚上，她站在茶店的后厨切柠檬，切着切着，眼前一黑，扶住案板才没倒下去。

老板娘吓坏了，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，给她冲了一杯糖水。苏念喝下去，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。老板娘问是不是没吃饭，她说吃了。老板娘看了她一会儿，没再问，转身出去，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份盒饭。

“员工餐，不吃也浪费了。”

苏念接过盒饭，打开盖子，里面有红烧肉。她吃了一口，眼泪忽然掉了下来，止都止不住。老板娘装作没看见，背对着她擦灶台，嘴里说今天的柠檬不够酸，明天要换一家进货。

苏念把盒饭吃完了。每一粒米都吃完了。

那天下班回宿舍的路上，她走得很慢。省城的十二月很冷，风从北边吹过来，灌进领口里，冷得人骨头疼。她把手缩进袖子里，低着头往宿舍走。路过场的时候，看见有人在夜跑。穿着运动服，戴着耳机，呼出的白气在路灯下一团一团的。

她停下来看了一眼。那人跑过去，消失在跑道的另一头。

苏念继续走。走到宿舍楼下的时候，她抬头看了看六楼的窗户。灯亮着，方媛可能在贴新的海报，周婷可能在跟人打电话，林小雨可能坐在床上看书。那是她的宿舍，她在城里的“家”。

她站在楼下看了很久，然后抹了一把脸，上了楼。

开门的时候方媛正在吃苹果，看见她就喊：“苏念你回来了！给你留了半个，在桌上。”

桌上放着半个苹果，切面已经有点氧化发黄了。

苏念拿起来咬了一口。

很甜。

她想，再撑一撑。撑过这个月就好了。撑过今年就好了。撑到毕业就好了。

山里的核桃树，每年冬天都光秃秃的，看着像死了一样。但到了春天，还是会发芽。

她也会的。